这两种其实都是面对,一种是面对一群孩子,只不过是他们身份比较特殊,他们来自边远的地区,他们的父母都远离了他们在外地打工,人们用留守儿童这样的称号来称呼他们。另外一种面对的是我们世俗眼光当中所谓的成功者,他们可能是商界大腕,可能是政治领袖。但是对我来说,其实两种面对我都非常喜欢,因为只有把两种面对结合在一起,才可以让我看到一个更真实的社会表情。在面对《对话》嘉宾的时候,我觉得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成功,是掌声,是鲜花,但是面对这群孩子的时候,你能够感受到生活在他们的幼小心灵里留下的烙印。两者必须结合在一起,很难割裂。
公益就像是一束光,它在照亮别人的时候,其实也温暖了彼此。我觉得在从事公益之后,你的内心会充满了更多的幸福感,这种幸福感对于现代都市的人来说,恐怕是一个奢侈品。因为我们每个人每都疲于奔命,在各个工作场点之间不断穿梭,你会觉得时间不够用精力不够用金钱不够用,所有的一切好像只是在付出,没有回报。但是做了公益之后,你觉得你的一点点的付出,却有那么多的回报,这些回报可能就是孩子们脸上的笑容,可能是他们瞬间打开的心扉,可能是他们给你用歪歪扭扭的字迹写的一封信,我觉得这就是我做公益让我最感到幸福的地方。
其实潘石屹他们不是第一个。若干年前,还有一个人读了耶鲁,第一笔捐款不是给中国的母校,而是给耶鲁。当时也是很多人觉得说这个忘恩负义的人,你应该把你的钱捐给你的大学母校,是这些人培养了你。但我觉得我们不应该用过多的语言去要挟某一个做公益的人,或者是做慈善的人,他有自己的选择权。
我觉得宽容一定是这个时代需要的一个关键词,包括说在慈善和公益领域,我们不要去斤斤计较中国还有那么多人需要你的帮助,而你的慈善却做到国外了。因为我们可以想一想,其实在我们身边,也有很多国外的一些慈善和公益机构,他们也在帮助着中国的这些贫困地区的人,这些需要帮助的人。其实慈善可能真的超越了很多的领域,可能是一个无国界的。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,中国和国际之间,可以有更好的一些合作,或者更好的一些对话的机会。
最初确实完全是非科班出身的身份进入到主持这个行业,但是我一直觉得兴趣其实是最大的老师。我记得在读大学的时候,我在福建师范大学。有一天在校园里有一张招聘启示,就吸引了我的眼光,学校广播电台要招新一届的播音员。其实在此之前,在中学的时候,我也已经似乎有了这样一些小的尝试,但从来没有一个规范性的训练,所以就误打误撞的考上了。四年之后也一直没有忘记自己这四年最快乐的感受,所以有一天我就发现,报纸上又有广告了,就是厦门人民广播电台在招聘。我完全靠着小广告打天下的,就特别神奇。
对我来说,最大的一个职业生涯的转变,还是发生在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大赛。说实话,那个时候对我来说,这样的比赛已经不会让我动心了,因为我在厦门已经好像是小有成就的一个主持人。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说,我还需要改变一个环境,或者是改变一个工作模式,来挑战自己或者带给自己更大的一些新鲜感,也是我身旁的朋友天天催着我说,你怎么不去报那个比赛。可能也是他们说的多了,我就告诉他们说好吧,只要在比赛的那一天有空我就去,当时我在厦门,但是这个考点是设在了福州,所以我当时就想说,一切就交给命运来决定吧。